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承担着率先形成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使命。
12月1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和广州市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国际论坛2021”在北京、广州通过视频连线同步举办。本次论坛以“迈向新发展格局的中国经济与大湾区发展”为主题，来自国内外近30位专家代表，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齐聚一堂，共同深入探讨迈向新发展格局的中国经济与大湾区发展。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在新发展格局下，粤港澳大湾区相当于双循环的衔接带，这里是全球金融、技术、人才竞争的最前沿。未来，需要加快完善制度对接、规则衔接，促进各类生产要素便捷高效流动，在大联通中走向协同一体化发展。
创新机制▶▷推动各类要素自由高效流动
迈向“十四五”，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重要角色，承载着重要的使命。
“伴随着中国城市群的兴起，将是技术与区域发展相结合的良机。”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创新和数字化司司长马尔科·卡米亚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可借此机会强化生产集群和价值链，并将城市群和全球供应链联系起来，继续成为创新和经济活力的源泉。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郭跃文指出，广东要以实施“湾区通”工程为抓手，推动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推进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建设，推动广州南沙、深圳前海、珠海横琴等重大合作平台加快建设，不断增强广东经济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
日益便捷的交通网络不断拉近大湾区内部城市间的距离。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区域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广州城市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覃剑认为，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应加快推进都市圈内和都市圈间交通一体化、珠江东岸和珠江西岸交通一体化、内湾地区和外湾地区交通一体化，促进不同交通网络实现多网融合和智慧共享，形成粤港澳大湾区大联通的新格局。
从基础设施“硬联通”到体制机制“软联通”，衔接和流动是大湾区融合发展的必要条件。
“区域一体化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而湾区则是区域发展的高级形态。”暨南大学发展规划处处长、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研究院副院长顾乃华认为，协调发展是湾区经济的内在要求，推动相关要素便捷流动，是推动湾区协同发展的重要要求。
在顾乃华看来，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前店后厂”，到现在全方位的开放，体制机制创新都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口。因此，要牵住体制机制这个创新的“牛鼻子”，破解湾区发展的堵点和瓶颈。“要遵循要素流动的发展规律，打通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体制机制堵点，对内形成各方可接受的合作规则，对外形成引领示范的国际规则。”他说。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同样认为“流动”在大湾区很重要。他认为，可在深圳口岸经济带与香港北部都会区探索长远规划的对接，建立联通港澳的科技市场体系，促进粤港澳科技要素高效便捷流动，形成创新协同的共同市场，并利用好前海、横琴两个合作区，率先实现跨境“流动性”和科技市场一体化。
“大湾区对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有更高的要求。”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港澳台研究中心主任任志宏说，要注重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引导政务服务标准归一，强化环境公平透明预期，理顺优化营商环境的机制问题，破解提高营商环境水平的痛点问题。
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曾智华提出了未来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的实施路径：以市场为主导，充分发挥每个城市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形成差异化发展，并相互借鉴学习先进的经验。
“加强基础设施和制度上的一体化，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完善法律法规，降低制度成本，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促进货物、资金、技术和人员的自由流动以及与世界市场的连接，打造一个世界一流的自由港。”曾智华表示。
城市协同▶▷广深共建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纵观世界四大湾区，唯独粤港澳大湾区拥有四大中心城市，把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定位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
广州市社科院党组书记、院长张跃国说，粤港澳大湾区拥有4座中心城市，存在特别行政区、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一般城市等多种城市类型，区域内市场化水平普遍较高，基础设施完善，互通互融意愿强烈，有实力也有能力打造成内地与港澳合作共赢的样板。
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教授、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肖耿看来，深圳河两岸，北面是内地的制度，南面是香港的制度，北面是“河水”，南面是“海水”。而大湾区则是两套体制并行的衔接带，要成为制度多样化与制度创新的沃土。“作为衔接带中的一员，香港是面向世界的超级联系人，具有最好的条件与全球开展贸易合作。因此，香港和内地两套体系要同时并行，吸引全球顶尖人才和跨国公司来到大湾区。”他说。
“我们要寻找香港与大湾区的新经济合作模式。”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大学教授叶嘉安表示，在大湾区的背景下，香港要成为科技创新中心，香港和珠三角的关系要从“前店后厂”转向“前台后室”的新区域合作模式，即香港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在内地设“前台”开辟市场，其则作为“后室”提供生产性服务。
因此，叶嘉安建议，要让珠三角高新科技企业更好了解香港的高新科技，进一步优化香港研发环境，完善其上游创新能力，使其与珠三角的中下游互补性创新环节更好地衔接，香港必须致力发展原始创新和本地的高新科技产业，鼓励在香港发展从0到1以及从1到100的新创产业到珠三角投资设立高科技企业。
同时，香港生产性服务业应以“前台后室”的区域合作模式，抓住珠三角商业机遇，通过智慧湾区建设、商务签证与过境柜台促进包括人、货物、资金、数据和信息等多种生产资源的跨境便捷流动，促进香港参与大湾区的高新科技产业发展。
澳门城市大学协理校长、葡语国家研究院院长叶桂平则表示，应结合澳门与葡语国家的联系，建设好中国与葡语国家金融服务平台、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共商、共建、共管、共享过程中，澳门可以从高新技术、大健康、现代金融以及文旅、商贸、会展等服务业作为切入，进一步促进资源融合，在更好服务‘双循环’中扮演精准联系人的角色。”叶桂平说。
广州和深圳作为大湾区的两大极点城市，人才、技术、资本等创新要素相互流动频率高，协同合作最为密切。
郭万达将广深发展模式类比为美国的波士顿模式和硅谷模式。他指出，广深“双城”应共建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着眼于成为创新资源集聚的枢纽、变革性技术关键科学问题的突破区、新兴产业的创新策源地、科技成果转化的示范区以及大湾区开放创新先行区。
“广深联动可为地区间合作提供示范。”在曾智华看来，广州、深圳应大力发展各自的产业和区位优势，形成有机衔接、优势互补、相互支撑的体系，推进制度和基础设施层面的深度融合。同时，在大湾区的总体规划下，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融合，深化改革开放，不断吸引一流人才、技术和资金。“最终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带动周边中小企业发展，实现公共服务的均衡化。”曾智华说。(●南方日报记者钟晓宇周甫琦)
